当下的中国，城市作为人民群众最为重要的载体，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不同层级、不同特征的城市，其背后是各具特色的人民，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需要被独立地对待与尊重。把握城市的趋势，便是把握消费者的宏观需求，本文值得一读！
中国的城镇化在提速急行20余年后，正进入一个大转折时期。由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和云河都市研究院共同编制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这一时期城市发展出现的众多表象，汇合成蔚为壮观的六大趋势。
这六大趋势包括：
-
人口和经济愈益向大城市群集聚
-
城市发展水平与开放程度密切相关
-
未来能走多远取决于城市创新能力
-
有均衡发展理念的城市排名更加靠前
-
重视绿色发展的城市更具魅力
-
以文化充实城市内涵渐成新趋势
专家们在报告中指出，虽然中国城市综合发展已取得巨大进步，但国内城市间发展失衡严重，即使是引领着中国经济前行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与世界先进城市相比也还存在相当差距。当然，这也将成为中国城市和中国经济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所在。
趋势之一：人口和经济愈益向大城市群集聚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以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为代表的中国城市群，以巨大的开放空间和发展能量引爆了大规模人口流动。
在中国地级及以上的295个城市中，有116个城市常住人口规模超过户籍人口，其中上海、北京、深圳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数量分别达到987.3万、818.6万和745.7万，为人口流入规模最大的三个城市。与此同时，有179个城市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口，其中重庆、周口、商丘三个城市外流人口数量分别达到383.8万、356.4万和345万，为人口流出规模最大的三个城市。
“这组数据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口流动规模的剧烈性，同时也意味着城镇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已经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城市。”周牧之教授在接受《瞭望》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人口流入图
而流动人口向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集聚的动向更加明显。
-
珠三角城市群（9城市）：常住人口为5763.4万人，占全国城市（地级市及以上，共295个，下同）总常住人口的4.5%；
-
长三角城市群（26城市）：常住人口为15048.1万人，占11.8%；
-
京津冀城市群（10城市）：常住人口为8947.4万人，占7.0%。
三大城市群常住人口占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总数的23.4%。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对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较分析得出，全国29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常住人口超过户籍人口的前30位排名中，有17席是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其中上海、北京、深圳、东莞、天津、广州、苏州、佛山等前8位的城市均属三大城市群。这三大城市群已经分别接纳了2569.9万、2182.5和1259.4万人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总计超过6千万人口的净流入。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专家组成员、国家统计局财务司司长张仲梁将城市人口的流入与流出比喻为山峰和峡谷，他描绘说：“有耀眼的山峰，更有沉陷的峡谷。而且，耀眼的山峰更加耀眼、沉陷的峡谷继续沉陷不一定是小概率事件。”
当然不是小概率事件。因为伴随着人口向大城市群的大迁移，中国经济也出现向城市群、特别是三大城市群聚集的动向。
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珠三角城市群GDP规模已达5.8万亿元（人民币，下同），长三角城市群达12.7万亿元，京津冀城市群为6.1万亿元，这三大城市群合计创造了全国36.2%的GDP。三大城市群已经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
中国出现的这一趋势与世界城镇化大趋势合拍。
据周牧之教授介绍，2015年全球城镇化率上升到54%，城市人口达到39.6亿人。预计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攀升至60%，城市人口将达约51亿人。到2050年，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将达到85.4%，发展中国家城镇化率也将上升到63.4%。
不独如此，世界城镇化进程中的大城市群化趋势也愈演愈烈。周牧之指出，大城市群是指以超大城市为中心，通过高速交通网将复数城市连接成一体的城市连绵地带。大城市群具有巨大的人口规模和众多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是国际交易和交流的重要平台。
目前全球已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大城市群有以纽约、华盛顿、波士顿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群和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大城市群。
日本太平洋城市群包含了东京大都市圈、名古屋都市圈和近畿都市圈为主构成的城市连绵带，有东京、横滨、川崎、琦玉、名古屋、京都、大阪和神户8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型城市和众多中小城市，人口规模达到7547万，占日本全国人口的60%，以21.4%的国土面积创造了日本66%的GDP和62.4%的制造业附加价值。
在中国，人口和经济向大城市群集聚，反映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分化。张仲梁指出，城市发展分化的背后，是资源配置、人口移动和经济增长的分化。“以前是大家都在路上，虽然有的是跑，有的是走，但现在则是有的继续在跑，有的继续在走，有的则已经停下来不走了。”他说。
周牧之进一步指出，城市规模对经济效率的影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随着城市基础设施水准和管理组织水平的提高，集聚对提升经济效率、丰富城市生活的效益越来越明显。同时，作为集聚的负面效应，不仅有可能引发大城市病，在宏观上产业和人口的过度集中也会引起以地区差距为代表的国土不均衡发展等问题。
而这，正是中国城镇化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趋势之二：城市发展水平与开放程度密切相关
三大城市群迅猛发展的缘由，要归因于持续30多年的对外开放，以及由开放带来的大交流。张仲梁所形容的“停下来不走”的城市，则大多有着开放度仍然不高，与外界交流不畅的弱点。
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排列的前20名城市中，5个经济特区和第一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有9个位列其中，即上海、深圳、广州、天津、宁波、青岛、厦门、大连、福州。三大城市群中，有11个在前20名，其中珠三角3个、长三角6个、京津冀2个。这些综合发展名列前茅的城市，无一不具有持续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实现大交流、大融合、大交易的特点。
据《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提供的数据分析：
-
在商务环境方面，在全国排名前12位城市中，三大城市群占了10席，分别是京津冀的北京（第1）、天津（第7），长三角的上海（第2）、杭州（第6）、南京（第9）、宁波（第11）、苏州（第12）,珠三角的广州（第3）、深圳（第4）、东莞（第10）。另两席为西南的开放重镇重庆（第5）和成都（第8）所据。
-
在开放度方面，在排名前20位的城市中，三大城市群占有15席。其中上海、北京、深圳分据第1、第2和第3位。
-
在交流方面，排名前20位的城市中，三大城市群占有10席，其中长三角有6席，京津冀占2席，珠三角占2席，上海、北京、深圳分别为第1、第2和第3。
三大城市群引领着中国的开放经济、交流经济，承担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任。
作为对外开放重要指标的利用外资方面，珠三角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国城市的8.9%；长三角占23.5%；京津冀占11.9%。三大城市群合计占全国城市的44.3%。
三大城市群的工业外资企业比重，珠三角为27.6%，长三角为25.1%，京津冀为18.6%，均远高于全国295所城市14.4%的平均水平。
在出口方面，据海关统计的货物出口额，珠三角城市群为全国城市出口总额的23.7%；长三角占44%；京津冀占5.5%。三大城市群合计创造了全国城市出口总额的73.2%。
▲城市货物出口额示意图
在三大城市群举办的国际会议数，合计更是占到全国城市的80.2%。
周牧之教授分析说，在全球化时代，全球供应链不仅谋求生产的低成本，还追求物质、库存和时间的低成本。因此，全球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具备高度的专业性和灵活快速的应对体制。三大城市群兴建的港口、机场、高速公路和高铁等，为全球供应链在中国高效率运转营造了良好的交通环境。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三大城市群的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合计占全国城市的43.6%；国际机场的货邮吞吐量合计占全国城市的67.8%；国际集装箱港集装箱吞吐量合计占全国城市的68.5%；高铁车次数量占全国城市的48.7%。
趋势之三：未来能走多远取决于城市创新能力
“中国大城市群的形成是顺应信息革命下全球制造业重新整合要求的产物。但在中国获得巨大工业生产力之际，世界却出现了全球性工业产品持续贬值、知识产品价值飙升的局面。”周牧之教授说。在这种背景下，创新能力的强与弱，知识经济发展的快与慢，左右着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未来。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以三大城市群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创新能力正不断提升，为知识经济发展提供着重要支撑。
2012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数量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在今天中国的专利授权量中，三大城市群合计贡献了58.9%，其中珠三角占全国的14.2%；长三角占33.5%；京津冀占11.2%。这三大城市群也是科研人员最为集中的地区，R&D人数占全国将近一半，为49.6%，其中珠三角为全国的12.5%，长三角为24.7%，京津冀为12.3%。体现优质企业数量的上市企业数方面，珠三角占全国的13.7%；长三角占29.3%；京津冀占12%。三大城市群合计占全国城市的55%。
周牧之教授分析说，提高知识经济接触效应的最佳途径是促使具有各种知识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同一空间，实现便捷、高速的相互交流和知识创新。作为拥有巨大人口和与世界交往大平台的大城市群，正是实现接触的多样性、意外性和便捷性的理想空间。他认为，作为知识经济时代交流经济平台的大城市群，不但需要建设支撑知识经济、交易经济的物理性功能，还需要兼备能够容纳来自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人们的宽容性和多样性。
趋势之四：有均衡发展理念的城市排名更加靠前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城市发展的空间均衡理念和原则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成为一大趋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首席专家杨伟民认为，空间均衡就是在一定空间单元内，实现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均衡。确立空间均衡的理念和原则，对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推进绿色城镇化，对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综合发展排列前三位的是北京、上海、深圳。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综合排名前20名
位列榜首的北京市，经济排名为第2，社会排名第1，环境排名则屈居第23位。被环境拖了大后腿的北京仍能排在第1，除了得益于经济体量大、品质较优之外，更得益于其在社会大项指标表现远超其他城市。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和历史名城，其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博物馆、美术馆、影剧院的数量非其它城市可比拟，导致其在生活品质、传承与交流两个中项排名中都位列全国之首。
上海虽为亚军，实与北京不相上下。其经济排名为全国第1位，社会排名第2位，环境排名第5位（环境大项中的自然生态和环境质量两个中项则排在全国城市的第64和第24位）。上海经济和环境大项的排名都超过北京而屈居次席，原因在于与北京相比，上海在传承与交流方面有相当的差距，在生活品质方面也排在北京之后。
深圳后来居上，超过广州而成为全国城市发展综合排名的季军，改“北上广”为“北上深”。其经济和社会大项分别居于第3位和第11位，而环境大项位列第1位，其中贡献最大的空间结构中项排名第3位，其次是环境质量中项排名位列第10位。
综合排名紧接深圳位居第4位的广州，经济、社会、环境大项排名分别为第4位、第5位、第11位。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排位靠前城市的“空间”固然是相对“均衡”的，但“空间失衡”问题在大部分城市中仍普通存在，有的还很严重。即使是排列靠前城市，也还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空间失衡问题。如北京的环境排名就比较靠后，而作为新兴城市的深圳，其社会大项中的“社会治理”指标，在295个城市中只排第113位。
杨伟民指出，部分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当地的人口规模以及为提高生活水平进行的经济开发超出了当地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空间失衡了。若一味强调就地实现小康、实现现代化，就挡不住这类区域根据“发展权”进行的经济开发，也就无法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的恶化。
可以说，实现“空间均衡”的发展，既是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一大潮流，又是中国城市未来发展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共同难题。
趋势之五：重视绿色发展的城市更具魅力
发展追求与环境制约的矛盾已经困扰了中国几十年，至今未能有效破解。《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为本的观念正逐渐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流。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提出了许多可操作的绿色指标，这些指标构成了循环发展的基础，如环境努力、资源效率、经济结构、经济效率、城市设施等。周牧之教授说，与单纯鼓励“硬”的指标，如GDP、铁路、公路、楼宇建设的指标不同，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倡导的是发展品质。其追求的“绿色”不是狭义的环境因素，而是突出绿色发展的广义概念，背后包含着经济品质、空间结构、生活品质和人文社会等深层内容。
综合发展排名前20位的城市，基本也都是在这些方面表现比较好的城市，如深圳、上海、福州、广州、佛山、厦门、苏州7个城市同时进入了环境排名的前20位，其中深圳和上海进入了前10位，成为兼顾发展与环境的城市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综合排名居第1位的北京，环境排名则跌落出前20名。北京在水土禀赋条件并不好的情况下，在环境大项的49个小项中仍有一些是名列前茅的，如国家环境保护城市指数（第8位），单位GDP能耗（第3位），公共交通路网密度（第1位），轨道交通线路里程（第2位），公共汽车拥有量指数（第2位），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第3位），燃气普及率（第1位）等。但环保投入财政收入比（第260位）、人均水资源（208位）、空气质量指数（第269位），PM2.5指数（269位）等指标都排列靠后。这里既有自身环保投入不足的原因，也有周边环境污染严重的影响。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综合发展前20位的排名，显示有两个“塌陷”的地区：一个是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人口众多的中原地区，一个是作为中国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
中原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化质量呈“双低”状态。以河南省为例，虽然人口众多，但大多仍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郑州是中原地区最大的城市，其综合发展排名位列第26，其中表现最好的是社会大项排名，居第13位。经济大项排名第23，在省会城市中也还算比较好的，但其环境大项的排名为第246，其中的环境质量在295个城市中排列第280名。与此相关，郑州历史文化遗存丰富，排在第15位，但国际游客数却只排在第48位。包括商务环境、开放度和创新创业三个小指标的发展活力中项指标，只排在第40位。
东北地区只有沿海城市大连名列综合排名第19位，东北的省会城市则无一进入前20位。与郑州相似，东北各省会城市的社会功能、经济基础也都还是比较好的，例如沈阳的社会和经济大项分别排名第14和第16。“塌陷”首先表现在环境指标上，特别是其自然生态和环境质量的表现不佳，分别排名第185位和第190位。
值得一提的是，呼伦贝尔市在全国城市环境排名中位居第3位，是整个北方地区唯一进入环境排名前20位的城市。
以资源富饶而著称的东北，经过几十年资源开发，大部分地区已沦为自然生态和环境质量的“塌陷”地区，资源开发型的东北城市发展模式亟待转型升级。
杨伟民指出，中国的城市发展要坚持生态文明的理念，推进城市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要高度重视生态安全，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比重，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和环境容量；要改善环境质量，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开发强度，增强抵御和减缓自然灾害的能力。《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提出了许多可操作的绿色指标，每一个城市都应该对照检查一下在哪些指标方面有差距，找到城市发展的努力方面。
趋势之六：以文化充实城市内涵渐成新趋势
如果说，在以往20多年提速急行的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周牧之教授所形容的“单纯鼓励‘硬’的指标，如GDP、铁路、公路、楼宇建设的指标”，建城、造城、扩城成风的话，在今天的大转折时期，则出现了以文化建设充实城市发展内涵、带动城市发展的新趋势。
在这方面，三大城市群城市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依然走在了前面：
-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三大城市群合计占全国城市的40.7%，其中珠三角为9%，长三角为20.9%，京津冀为10.8%。
-
博物馆、美术馆数：三大城市群合计占29.5%，其中珠三角为4.3%，长三角为16.9%；京津冀为8.5%。
-
影剧院数：三大城市群合计占33.3%，其中珠三角为6.4%，长三角为17.7%，京津冀为9.5%。
-
体育场馆数：三大城市群合计占71.6%，珠三角为8%；长三角为占16.3%；京津冀为47.1%。
-
动物园、植物园、水族馆数：三大城市群合计占26.3%，珠三角为6.1%，长三角为13.5%，京津冀为6.7%。
-
世界遗产数：三大城市群合计占26.6%，珠三角为1.3%，长三角为11.4%，京津冀为13.9%。
文化建设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无可估量，仅以旅游业为例，三大城市群入境国外游客数合计占全国城市比重为53.22%，国内游客数合计占全国城市比重为27.28%。
▲入境游客分析图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采用辐射力概念界定城市某一功能为外部所利用的程度。
在文化体育辐射力排名前8位的城市中，有6个属于三大城市群，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分列前3位。
▲文化体育辐射力分析
高等教育辐射力排名的前2位是北京、上海，而在科技辐射力排名的前30位城市中，三大城市群占了18席，前5位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苏州，均为三大城市群城市。
▲科技辐射力分析
不重视文化建设、不重视文化传承、不善于处理文化遗存保护和利用关系的城市，只是一具没有灵魂、徒有其表的空壳，是不可能有发展后劲和未来的。这正成为中国诸多城市的共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凭借《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可以对中国城镇化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分析和评价，对中国城市发展提供更明确的努力方向。中国城镇化需要一套标杆和参照系在宏观上可以作为城镇化政策的工具，在微观上可以作为城市规划的抓手，同时还可以作为对政策和规划进行评价的尺度。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认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为中国城镇化下一轮的转型提供了科学的指标体系。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也对形成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指挥棒”提供的坚实的学术支持。
关注特色小镇‘‘房地产化’’倾向
◆有些特色小镇建设成为房地产商制造新库存的新手段，“房地产化”明显
◆特色小镇受一些房企的追捧，主要是因为解决了拿地贵的问题
◆有些地方依靠政府部门打造“政绩小镇”
◆部分特色小镇“面子”好看，但基础设施配套、服务配套等“里子”不足
◆部分地方政府规划建设特色小镇，易按照主观思维方式去创造市场，导致运营主体错位
部分特色小镇现“房地产化”倾向
记者/唐虹、熊湘怡、付光宇、屈凌燕、白丽萍、董建国
自国家出台鼓励政策后，特色小镇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
有些地方依靠政府部门打造“政绩小镇”；
有些特色小镇建设成为房地产商制造新库存的新手段，“房地产化”明显；
还有些地方重“形”轻“魂”，特色小镇特色不足。
专家提醒，对特色小镇“不特”现象应提高警惕，谨防异化。必须遵循规律，有重点、有特色地发展，不能一哄而上。应该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政府应做好支持和引导，不可大包大揽，更不可越俎代庖。
部分特色小镇建设“走样”
目前，特色小镇建设，上至省级下至县级，各地政府都在通过投资、补贴、奖励等方式展开特色小镇建设。但记者发现，一些特色小镇在建设中，易受政绩驱动，演变为“任务工程”。
急于求成，易流于“任务工程”、“形象工程”。
一些省份已创建出各自的特色小镇名单，并下达具体任务，对未完成年度投资指标的特色小镇采取“摘帽子”措施。有的地方，简单运用行政命令，发布相关政策，规定特色小镇建设的特定时间、数量以及规模。
各地出现一批基金小镇、一批健康养老小镇、一批机器人小镇，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具备产业基础的“跟风”。
盲目跟风，一堆“糊涂账”。
记者走访西部部分特色小镇时，当地政府负责人都表示，对于小镇的发展很迷茫，现在只是请外包企业和高校做好了前期规划。准备招商引资，如何配置相关产业链条仍未考虑清楚。
甘肃一干部说，有些地区把特色小镇建设当作要“票子和帽子”的途径。一些基层地方政府都为抢到特色小镇的帽子兴奋不已，认为来钱了。无论是乡镇政府还是企业，都有分一杯羹的想法。
行政干预不当，阻碍市场主体发展。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部分地方政府在规划建设特色小镇，易按照自己的主观思维方式去创造市场，导致运营主体错位，违背市场规律。有些政府或部门，尽管意识到“政府投资、招商引资”等传统做法不适用特色小镇，但“政府招商”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大的改观，表现为招商企业领域分散、项目细碎化现象严重、核心产业不突出等现象，造成实质上的运营主体缺失。一些小镇还在组建开发公司，而另一些小镇尽管有名义上的市场化主体，但管理运营受政府影响仍然比较大。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赵晖表示，浙江特色小镇建设经验揭示小城镇发展必须遵循规律，有重点、有特色地发展，不能一哄而上。应该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政府应做好支持和引导，不可大包大揽，更不可越俎代庖。
“房地产化”倾向出现
记者走访发现，建设特色小镇正成为一些房地产企业新的“掘金点”。自国家三部委公布特色小镇名单和发布相关政策后，不到半年时间内，已有多家房企发布了小镇战略。
但记者注意到，一些地区存在借特色小镇之名行房地产开发之实的现象。
在珠三角，某房地产企业借助“科技小镇”概念推动产业地产，获得地方政府大量土地资源支持；
在长三角，一家房地产企业打算在大城市周边打造标准化的“农业小镇”：两平方公里农业区配套一平方公里建筑区，计划承载3万人。
国家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表示，特色小镇的发展一旦引入房地产，就会拉高土地成本，特色产业则难以实现发展，最后会演变为房地产一业独大，并带来大量的小镇库存。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陈亚军表示，特色小镇受一些房企的追捧，主要是因为解决了拿地贵的问题，特色小镇的占地面积往往要十几平方公里，以特色小镇名义向政府拿地成本相对较低，但这和特色小镇建设的初衷是相背离的。
重“形”轻“魂” 配套不足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特色小镇”从内涵到现实都在发生偏离。
基础配套不足。
西北某省拟建设旅游文化类特色小镇，然而在配套设施建造上，该镇一名镇政府工作人员直言，小镇连一家能像样接待游客住宿的宾馆都没有，更谈不上旅游服务标准、旅游品质。有的小镇离市中心太远，面临着基础设施不完善、带动当地就业能力弱、人才储备不足等诸多问题。
中西部一些地区举债建设，风险加大。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中西部地区对基础设施投资、景区设施建设的投入需求巨大。一些地区政府性债务率高企。
以西部地区某县为例，该县具有较好的生态旅游资源，正在规划建设相关旅游步道和自行车道，总里程达46公里。这样的项目投入巨大。但由于游客数量较少，建成后利用效率短时期内不会太高，产生的现金流难以支撑债务偿还。
一些专家提醒，如果各地不能根据实际需要和市场可能，合理把握项目建设规模，今后政府性债务将持续攀升，杠杆率进一步上升将难以避免。
小镇建设重“形”轻“魂”。
西北某市提出重点建成6至10个特色小镇。记者在当地老街周边看到：一边是以高档住宅社区、城市综合体为主的大量房地产开发楼盘建设如火如荼；另外一边8处古老的清代园林式建筑正在面临被拆迁的命运。
有专家表示，小镇仍以房地产思维规划和建设，没有“让路”给这样少有的文化遗产，反而摒弃重建。就算建好的小镇，也无任何特点和文化积淀。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东部某省会城市：一家大型企业与当地政府签订协议，准备在人口密集的城乡接合部打造“足球小镇”，计划建设的商业和住宅项目需要进行大面积拆迁，而作为“准拆迁户”的当地居民却觉得，无论是“足球”还是“小镇”都离自己的生活很远。
完善软硬件环境
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陈亚军表示，在特色小镇的培育过程中，政府要进一步厘清与市场的边界，既要积极规范引导地方做法，做好政务生态系统、创业创新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打造，又要充分发挥企业在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市场主体的作用，不要大包大揽。
首先，要转变管理观念，提供“店小二”式服务。
“他们不像是招商人员，而更像是我们的同行，而且是对行业有着敏锐分析和精准判断的同行。在电子商务领域，崔黄口的队伍就是天津市的NO.1，在全国也是一流的。”六间房CEO刘岩说。
崔黄口镇镇长周建祥说，让企业放心入驻，更要让企业舒心发展。崔黄口始终秉持“服务他人就是发展自己”的理念，让决定市场要素配置的软硬件环境一起“硬”起来，不仅在配套服务上，让企业实现“拎包入驻”，还为初创期中小微电商企业解决普遍存在的资金、信息技术、金融结算、人才招聘和物流仓储等问题。
其次，培育创新创业高地，吸引人才“筑巢”。
浙江发改委副主任、省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翁建荣表示，特色小镇要瞄准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引进行业领军型团队、成长型企业，以及以高校毕业生、大企业高管、科技人员、留学归国人员创业者为主的“新四军”到小镇来创业创新，培育行业“单打冠军”，构筑集产业链、投资链、创新链、人才链、服务链于一体的产业创新高地。
再次，既要实现发展环境留人，又要做到生活环境留人。
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不少特色小镇除了产业方面的规划，也在把更多精力集中在满足人才住宿、餐饮、娱乐、购物、教育、医疗等多层次需求上，结合当地特色生态环境提升区域生态景观，实现发展环境和生活环境同样“诱人”。
